發現：為什麼好冷？ / 陳大中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在北極有隻北極熊，因為周遭沒有伴，日子很無聊，就開始拔起自己身上的毛。毛都拔完了之後，牠說：好冷。

我在幾個月前已經談過「發現」，但總覺得不夠清楚。簡化來說，我所謂的「發現」便是讓讀者感受到意義。亞理斯多德在《詩學》中也談過「發現」，他寫到：「發現，如該詞本身所示，指從不知到知的轉變」（p.89）；他畢竟是在談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劇場，所指的「發現」主要是關於劇中人的身份與人際關係——要轉化到讀者理解意義這件事，似乎並不恰當（還可能是翻譯導致的錯謬）。不過他還這樣寫：「在所有的發現中，最好的應出自事件本身。這種發現能使人吃驚，其導因是一系列按可然的原則組合起來的事件」（p.119），亦即，發現應出自情節本身的構合。這裡的「使人吃驚」不是指劇中人，而是觀賞者（對劇中人而言，別種「發現」也能夠使他們吃驚）；換成我的話是，好的「發現」——從不知到知，或者從淡忘到想起，從疏忽到注意——「詩」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被深刻經驗的意義載具，在於一系列描述（description）的組合，而不在它有沒有佳句警語。僅有一兩個佳句警語，恐怕讓人讀了會像張大春說趙翼「國家不幸詩家幸」是「一句好詩，可惜！」，言下之意，那是一首爛詩：張大春巴不得自己重寫一次。

我總覺得自己是在寫廢話。北極熊的笑話不能縮譯為兩句：有隻北極熊，牠很蠢。這笑話能讓我感到還算有點好笑，是因為我感到牠很蠢的同時，明瞭牠是怎麼個蠢法。是以在這個案例中，笑點能被發現便在牠拔了自己的毛且到最後親口說出「好冷」。如果我不知道這個過程，它會冷到更不是一個笑話；同時這也和我是個怎樣的人有關：如果我正經八百的認為北極熊不可能拔毛、北極熊不會說話、耍蠢根本不是件可笑的事，那我聽完北極熊的故事連「好難笑」的感覺都不會有。北島有首詩只寫三個字：標題「生活」，內文「網」；若是一個生活在囚牢中的人讀了，恐怕會覺得這是在鬼扯，或者動手把網這個詞改寫成「盒子」（Geertz說得沒錯，當隱喻失效時，「僅僅成了一種奢侈」〔1999:251〕）。

這是一個讀者判斷一首詩很好，或覺得糟透了、看不懂的基本原則：讀者好歹得明白前言怎麼接後語，而且他還會想接得對不對頭；張大春便覺得國家不幸接個「句便工」虎頭蛇尾（我沒理解錯的話，對他而言「句便工」比較偏靠「修辭工整」而非「藝若天成」）。

許赫在跟我閒聊時提到：「即使是平凡的描寫某個物件，如果能夠勾起文化的共鳴，也可以變成召喚記憶的深刻典故。若無法在文化脈絡中找到這種東西，很多人就用安全方法，去書中找」。我想許赫是把我寫了半天的事情講得更親近好懂了點；但從書中找並不見得安全，趙翼又有兩句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不新鮮之外還不見得能和讀者的文化脈絡，或意義／生活之網銜接（而化腐朽為新鮮的調理技藝〔或諸種發酵食品〕是在「銜接」的前提下成立的；不然誰吃得下去呢？）。

巴克桑朵（Michael Baxandall）所關注的是如何界說他稱之為「時代眼」（the period eye）的這樣東西——即「一位十五世紀畫家所面對的群眾〔即其他的畫家和『支持者階級』〕戴著去面對繪畫這類複雜的視覺刺激的裝備」。[…]就觀賞者與畫家兩面來說都切題的這些技巧，絕大多數都不是像視網膜對於焦距的感受能力一樣是天生的。（Geertz, 1983:146-7）

至於文學這種更不依賴視網膜（至少色盲的影響不那麼大）的東西，在寫作及閱讀時所憑藉的，是更為「文化」的裝備。我認為對於寫作者、以及覺得自己有權判斷他讀到的是一首好詩或爛詩（或其他的東西）的讀者而言，反思自己如何進行書寫及閱讀是必要的——為了把詩帶給別人，或者經驗更多的詩。

引用文獻

張大春 2006 〈一句好詩，可惜！〉。http://blog.chinatimes.com/storyteller/archive/2006/09/27/111947.html

Aristotélēs 2001 《詩學》。陳中梅譯注。台北：台灣商務。

Geertz, Clifford 1999[1973] 《文化的詮釋》。韓莉譯。南京：譯林。

2002[1983]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譯。台北：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