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算一萬個屁 / 陳大中

天就要黃昏
使豬脫蹄的病已進入嬰孩的靈魂
牧師品嚐可愛的少年　營營青蠅
用黑色的血液洗臉　賢達非畜牲
豺狼找到漂亮的法條　囚禁鄰人
我在這裡寫詩
雖九死其無悔　燃燒吧青春
──唐捐，〈詩就要發生〉


我想，唐捐在這首詩問了一個問題：寫詩算什麼？還是乾脆點：詩算什麼？寫詩何其神聖，九死無悔，燃燒青春熱血，不過在同時，口啼疫攣童癖禽流飆車族感等狗屁畜生的麻煩災難一樣不斷發生；或者說，正是這些麻煩災難促使人寫詩，所謂家國不幸詩家幸：我們真該感到他媽的高興嗎？（其實我對該不該用「我們」這個詞感到煩惱，肯定有不少人會說「誰跟你他媽我們！」；其實我也想說這句話。）

在貝嶺與希尼（Seamus Heaney）的對談〈詩歌能阻擋坦克嗎？〉（Can a Poem Stop a Tank?）貝嶺也問了希尼這樣的問題：
『　您曾說，詩有其自我證明的力量（Poetry Is its own vindicating force）。然而，
面對歷史中不斷出現的悲慘和殺戮，詩常常顯得無足輕重。詩人總得面對政治的壓力，詩不可能逃避現實的逼進。可是，或如詩人們應有的自知，詩，畢竟是雅緻、憂傷和微不足道的。但歷史對詩人不可能無所要求。我一直在深究，詩怎樣才能呈現其見證的力量。我在意到，您1988年出版的詩學論文集《舌頭的管轄》（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內同一篇名的文章中談道：「某種意義上，詩歌的功效等於零──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無限的。」……』

希尼是這麼回答的：
『我想，一個簡單的回答是，詩歌的目的是激發更多的詩歌。我的焦慮不是關於政治或關於道德真理──當我寫作，我的焦慮是一個作家的焦慮。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詩人的首要職責，是允許詩歌再次發生，使詩歌繼續下去。但這是一個辯護式的回答。……
『我的責任是對週圍環境作出某種形式的反應。有兩個字，我不知道中文中有沒有對應，但在英語裡，有所謂的responsibility（譯按：意為責任，其動詞原形是反應、回應）和answerability（譯按：意為負責，其動詞原形是回答）。兩個字的意思是一樣的。我想，詩人在根本上是要對世界作出回答，對世界作出反應。在英語中，這就會使他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詩人，用他的整個生命對他的週遭作出回答。我想，換句話說，個人旅程的詩歌看似自我封閉，其實經常是一種回答，經常是對環境作出大聲回答。
『因此，我覺得詩歌的職能就是回答世界。作出某種回應、某種回答。也許是歡樂的回答，也許是憤怒的回答。也許它讓你對著平靜的流水快樂地叫喊，或對所看到的暴行憤怒地叫喊。但最重要的，是那回答的能量。這就是詩歌核心中最根本的責任。』

如此複製貼上，引用這一大段，因為我無能（可能也沒幾個人有能）提得出更好的意見。但這意思並不是說，既然寫作就是回應那就只管寫就好了：責任是「根本」也是「基本」，否則也稱不上「負責」。在網路上不知道有多少「書寫者」是這樣子：隨便寫寫，隨便看看（我乃衝車爆料，不歡迎批評指教）。或者嘴巴上說謝謝批評指教，其實心裡幹的要死（阿我錯了嗎？阿我錯了嗎？一切依我的法行政辦理）。責任作為基本，是一個必要的開始，若我們贊同希尼的理念，那更不該忽略他同時說的：『但最重要的，是那回答的能量。』對於負責，薩拉瑪戈（Jose Saramago）也說過類似的話：『人人都有書寫表達之慾望，但須看是否有其表達之價值，寫作是種責任。』

可是，什麼是表達的價值？在希尼來說，寫作本身（作為一種有能量的回應）或許就是足夠的價值。但是，可能在某些左派作家與批評家看來這是不夠的，至少不夠明確。詩（或者不能只談詩，而是藝術）應該回應什麼？左派的詩（如果能夠說有這種詩的話）也未必就足夠有力阻擋坦克履帶的堅硬前進，不過左派的一些觀點、分析是具有啟發性的（當然也未必右派就沒有。坦白說我他媽兩邊不是人），像是劇作家艾德嘉（David Edgar）的這段話：
『先是有貴族模式，將藝術的角色視為使人變成高尚的事物、其領域視為民族、其組織形式視為制度（institution）、其所有的表現都是已確立的典律與渴望加入典律行列的作品，而且其基層觀眾視為文化菁英。在傳統上，和貴族模式對立的是大眾模式；大眾模式將藝術的主要目的視為娛樂、其領域視為市集、其形式視為生意，以及其觀眾視為大眾。而與這兩者形成對比的是煽動（在內容與形式而言）的模式，它將藝術定義為質疑的角色，其領域視為社群、其形式視為集體的，以及其觀眾視為五花八門，唯對改變的執著卻是團結一致。』

藝術可以是「質疑」，這項由來已久的功能其實不需要左派來提醒，《毛詩》即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是比較衿持婉約的形式。艾德嘉所說的「煽動」，就我很不高明的英文及資料查找能力所知，原文應該是provocation，似通常譯為挑釁，是指基進的抗議。對貴族模式與大眾模式挑釁，對整個社會抗議（艾德嘉的架構並非沒有盲點，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文化的理論》（The Idea of Culture）就檢討過其中的部分問題；至於比較「官方」的意見，則例如英國文化媒體與體育部長Tessa Jowell的“Government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藝術如何做到這樣的事？如何分立於貴族菁英與市場大眾？除了內容、形式外，藝術能做的，當然就是創作的風格。面對五花八門的觀眾，表現五花八門的風格。

“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我只是突然想起這首歌。）
風格的追求，在藝術上可以說完全是廢話。但我的廢話還沒說完。就我淺窄陋劣的視界所及，我們（又是他媽的我們）似乎沒有什麼五花八門的讀者。我不敢說沒有五花八門的作者（我很孬？），但是若沒有讀者，我們可能根本無從知道作者「在哪裡」。確然，如今「風格」往往只是商品的包裝而已，而也如同伊格頓所擔心的：『在最差的情況下，開放的社會變成鼓勵所有封閉文化的社會。就這層意義來說，自由多元主義與社群主義則互為倒影。透過防禦性的反動，資本主義的各種掠奪行動產生了一群封閉的文化；如此一來，資本主義的多元主義意識型態可以將此頌揚為生活形式的豐富多樣性。』我該慶幸這種先進的商業資本邏輯似乎還沒進入國內的文學—出版體系（以及56當道的演藝圈）嗎？（或者事實是，我們的社會並不那麼多元主義？）

以上自是嚴重的斷章取義，而且離題太遠。不過我有想到要回來。詩還是不能阻擋坦克，有人問楊牧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楊牧又把它回應給〈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讀者。也許，在某種意義上，讀者的首要職責，是允許閱讀再次發生，使閱讀繼續下去。因為不能再離題，我想直接說我的一點想法，這當然不會是比希尼更好的意見：（具有能量的）詩跟屁差不多，讀或寫一首詩，平均大概是放一百個屁的能量。如果不夠，那就一萬個好了。想想看，如果有一萬個人在你面前放屁，甚至不必萬眾同心百花齊放，只要接二連三，此吹彼噴，蜂炮流星雨……或者僅需一個人在你面前連續放了一萬個屁，只要你沒有當場昏厥，或是啟動選擇性記憶，你肯定老到牙齒掉光依然沒齒難忘，永誌終生，至死不渝（前提是您老也沒有罹患阿茲海默症，那真的是很令人哀傷的疾病……。我並非在開玩笑，我在擔心我的祖父）。

你一輩子還可能記不了幾首讀過甚至抄過，甚至是自己寫作的詩呢。謝謝你看完這篇廢話。或者說屁。一個人若不能拉屎放屁，依我對生理保健的常識，是會死的。

原載於【吠】創刊四號頭版(2006)